投機倒把罪有案底嗎判幾年(投機倒把罪有案底嗎怎么判)_重復

投機，顧名思義，就是通過賣空、囤積、套利、倒賣來獲取利潤。“投機”一詞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和1970年代，當時計劃經濟深受影響。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實行計劃內產品國家定價。同時，企業超計劃銷售自己的產品，并按市場價格銷售，形成了特殊的“雙軌價格體系”。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投機罪”于1997年被廢除，投機法規也于2008年1月被撤銷。

“投機”的本義是指適時辨認市場行情，倒賣牟取暴利的違法行為。然而，中國當代歷史上的“投機失敗”概念具有一般意義，盈虧不確定；邊界是模糊的，規模是不可預測的。其盈虧、盈虧取決于經濟、政治、社會環境的變化。粗略地說，它有三個層次的客觀參考：

一是指囤積居奇、操縱價格、制造、銷售劣質產品等違法行為，在任何社會形態、任何歷史時期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二是指計劃經濟秩序之外的“地下”工商業。這種活動主要出現在改革開放之前。在“割掉資本主義尾巴”的政治氛圍下，常常被視為“偷社會主義的墻角”，是階級斗爭的重要思潮，因而受到沉重打擊；第三，指的是經濟體制轉軌時期集中出現的各種利用掛牌價與市場價差的“尋租”[3]活動，在當時受到詬病。當然，這三種只是“理想類型”，現實中往往難以區分；它們的發生沒有絕對的順序，但在不同時期有相對的數量。

法律意義上的“投機倒把”概念是1979年才提出的。1979年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條規定：“違反金融、外匯、金銀、工商管理規定，從事投機活動的，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因此，投機罪不是一般的投機行為，而是“嚴重”的投機行為。本文從歷史敘述的角度對這一概念的運用比較廣泛，不僅包括司法意義上，還包括政治意義上，還包括行政法規意義上。原因如下：

1979年刑法起草僅用了三個月時間，而文革前已起草了33個刑法草案。以我當時的理解，不難想象，投機罪會被納入這33個草案中。第二，1979年之前的文獻中已有表述。1964年1月，中共中央批準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第《刑法》號文件認為，投機活動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勢力復辟犯罪”。當然，這是政治“犯罪”。第三，1979年刑法區分一般投機行為和投機犯罪的標準是是否“情節嚴重”，而所謂“情節嚴重”的標準是非常靈活的，往往受到具體經濟、政治、社會環境的影響。因此，在執行過程中，兩者的界限并不明確。

在制度轉型過程中，投機行為的內容與投機行為犯罪日益分化。有的被“非刑罪化”，轉化為正常的市場經濟活動；有些被“量化”并分解為許多具體的商業犯罪。隨著2009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部分法律的修改，以及2011年1月國務院對部分行政法規的修改，投機炒作的概念和炒作罪最終淡出了現行法律的規定。制度和社會經濟生活，并成為歷史術語。投機現象的發生機制

計劃經濟建立之初，陳云就多次討論投機：“反對投機，就不能扼殺市場”；“地下工廠有所增加，但不多。另外，也有一些從事投機活動的”；“個人對大宗商品（比如自行車）存在投機黃牛，似乎任何一種物資都必須保持一定的社會周轉量，如果低于這個量，供應就會緊張，甚至會出現黑市交易、囤積投機的情況。”發生。”。這些說法基本上觸及了投機現象的機理，即規劃不足和長期短缺兩個因素的相互作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濟建設成為黨的中心任務，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也向前推進。從此，投機行為不再是“誰勝誰負”，而是從一種政治“犯罪”轉變為經濟活動中的違法違規行為。進入“雙軌制”實施的20世紀80年代，一些投機犯罪的客觀內容逐漸退出，而另一些則比以前更加突出。

鑒于“文革”期間“無法無天”的慘痛教訓，恢復和建立法制的工作很快就提上了日程。1979年7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7部法律，第《關于“五反”運動中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問題的處理意見的報告》號法律就是其中之一。《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一百一十八條、第一百一十九條都是關于投機犯罪的認定和處罰。

根據《刑法》的規定，1980年1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公安部發布了《刑法》號文，規定：“投機案件主要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審查處理的。但情節嚴重、需要偵查的重大炒作案件，應當移交公安機關處理。

投機犯罪的“去政治化”以及后續的相應規定具有積極意義。首先，打擊投機行為已經有法律依據，不再依賴政治運動。此外，經濟活動的排序譜也從“非法經營即投機”的兩極序列轉變為“合法經營、——種一般投機行為、——種投機犯罪”序列，給工商執法多了一個判斷標準。審慎評估。根據法律規定，判斷投機犯罪是否構成犯罪，必須把握兩點。一要認真排查是否違反現行法律法規和政策；其次，要認真分析被告人的行為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以及危害程度。

如前所述，計劃經濟時期的掙卡活動和市場價差規模并不大，并不是投機的主要成分。進入20世紀80年代，此類活動日益突出。原因在于改革路徑。

“價格改革是市場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59]中國的價格改革不是“一站式”的方式，而是漸進的方式。在改革初期的一些價格政策的基礎上，1984年5月，國務院發布《關于查處投機倒把案件的幾個問題的聯合通知》號文件，規定企業有權對自銷和超生產的工業生產資料在一定范圍內自行制定價格。不高于或低于20%。價格。次年1月，取消20%的限制，正式實行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同時，對部分緊俏商品的銷售實行“雙軌制”。

“雙軌制”的初衷是“放開與調整相結合”，即直接放開部分價格，同時逐步調整和提高計劃價格，逐步縮小范圍。品牌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差異，形成單一價格。但在實際操作中，兩條賽道的價差迅速拉大。1985年，生產資料的市場價格比掛牌價高出30%-50%左右。到1989年底，兩者的價差在某些情況下已達到1-5倍。

于是，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叛徒”這個新詞，主要指賺取兩條賽道差價的人。背景強大的“官道”也稱為“官道”。“不守信用的人”總是賺取巨額利潤。天津某酒店內，一名“流浪漢”將一張鋼材提單以每噸加價200元的價格賣給同房間的另一名“流浪漢”。第二經銷商將提單以每噸加價200元的價格出售給第三經銷商。

不言而喻，“漢奸”謀求暴利的行為必然會擾亂經濟秩序，受到公眾的批評。這就是為什么20世紀80年代投機交易的定義中有一半禁止所有類型的“交易”。

當然，對于“拖車”也不宜一概而論，比如時任商務部部長胡平指出的情況。他表示，在走出計劃經濟的過程中，“漢奸”的作用不可低估。“漢奸”大多利用地域和時差，利用手中的信息網絡從事銷售活動。這種活動有合法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尾隨高手”的主流還是不錯的。他們只是賺取市場差價，依靠個人勞動收入來豐富市場。[64]這與當時的主流認識并不相符，但也看到了問題的某些方面。

政策制定者深知“廢主”尤其是“廢官”的弊端。1987年7月20日，趙紫陽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討論價格問題的會議上指出，人們對“造反”現象意見很大。他說，現在一些不合理的機會，讓很多人發了大財，敗壞了改革的形象。1988年4月2日，他補充說：“生產資料的兩種價格必須進一步降低。從方向上看，是向生活方面發展。減少平價供給的部分，就是減少倒賣。”9月12日，鄧小平在聽取價格工資改革報告時強調，一定要制定政策，就是要深化改革，為價格改革創造良好的環境，最終理順價格。……事實上，對付“叛國”，無論是“官腐敗”還是“私腐敗”，不僅是經濟改革，也是政治改革。有一群人會被這個問題絆倒。我們需要更加堅定。

隨后一系列措施相繼出臺。1988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擴大國營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號文，決定重點清理整頓1986年下半年以來設立的公司，主要解決公司“政不分離”問題。以及企業、政商界倒賣、牟取暴利等問題”，嚴禁倒賣重要生產資料和急需耐用消費品。違規者將受到《關于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的處理。198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投機倒把處罰暫行條例》號文，對處理“官員腐敗”提出了四項具體規定。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要求，明年煤炭統一調度價格由“雙軌”改為“單軌”，然后逐步增加煤炭統一調度數量。將從“雙軌制”中淘汰的品種。”

總結20世紀80年代的投機犯罪，其顯著特點是，一方面，由于市場機制的引入，許多無計劃的經濟活動逐漸合法化，從而退出了投機的范圍。這種趨勢很明顯，但具體過程并不順利，一些活動可能會被重新歸類為投機者，再次受到打擊；另一方面，基于“雙軌制”改革路徑，各類倒賣活動蓬勃發展，在投機者范圍內的分量日益凸顯。要清理“官舞弊”、“私舞弊”。但“雙軌制”不結束，即使“治標”效果也有限，更不用說“治本”了。

2007年7月26日，國務院法制辦表示，正在抓緊起草制定市場監管行政法規，以取代備受關注的《關于當前處理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投機倒把犯罪案件的規定》號。[77]2008年1月15日，國務院公告《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宣布廢止49件行政法規，宣布43件行政法規失效。《關于廢止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和《條例》屬于無效的。理由是“調整對象已經消失，實際上已經不再發揮作用”。國務院法制辦指出，《細則》等部分行政法規僅適用于經濟社會發展特定階段或者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對象，該特定階段結束或者特定對象消失后，該行政法規應當宣告無效。

下一步是明確法律中的相關規定。2009年8月27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通過關于修改部分法律的決定，一攬子修改59部法律141條規定，基本解決現行法律規定中存在的經濟社會問題。發展明顯不適應、不協調。其中一是刪除《條例》、《計量法》、《野生動物保護法》、《鐵路法》四法中關于“投機”和“投機犯罪”的規定，并作出修改。

截至2011年1月8日，國務院公告《煙草專賣法》號，廢止了7件行政法規，修改了107件行政法規的部分規定。其中之一是刪除“《關于廢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和《金銀管理條例》條款“猜測”并進行修改。